先占一个古代近东瘟疫之神Nergal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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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对内尔伽勒的崇拜更多是被动的恐惧，而不是积极崇拜。内尔伽勒（Nergal）在赞美诗和神话描绘为战争和瘟疫之神，其主要掌管瘟疫与冥界。他代表着正午的阳光，盛夏是两河流域的最炎热干旱的时候，他更多的时候代表着一种恐惧。Nergal貌似和Ninurta一定联系，但是Nergal的崇拜似乎没有Ninurta的广泛传播，是在巴比伦晚期和波斯早期，两个神灵的属性也得到了融合。在神话《Nergal and Ereshkigal》中，众神举行的一场宴会，冥府女王Ereshkigal不能亲自到场，派遣她的信使纳姆塔尔到天上领取宴会中属于自己的份额。所有的安努那基（一类神的统称）都谦卑的在纳姆塔尔面前跪拜，唯独内尔伽勒（Nergal）没有这样做。内尔伽勒的无礼行为侵犯了女王的尊严与荣誉，女王要求这位傲慢的神亲自到冥府道歉。内尔伽勒在埃阿(Ea)的指示下，做好精心准备，携带一把精心准备的椅子，还有十四位魔怪和他一起到达冥府。内尔伽勒用暴力的手段胁迫女王屈服，Ereshkigal怕被杀了，就用自己嫁给涅伽尔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保全性命，最终内尔伽勒和女王结婚。
神明引发瘟疫这一概念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早期在中国引发瘟疫的是作为鬼怪的疫鬼（瘟鬼），汉代除夕日甚至有专门的“傩仪”来驱逐疫鬼（傩仪为一种依次敲鼓的仪式）。到了明代，许多瘟鬼开始转化成瘟神，这些信仰一直到清代仍旧广泛存在。
根据明清两代的记载，能降下瘟疫的神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地方性的保护神，如城隍；另一类是专门的瘟神，如五通神或说五方瘟神。《明会典》中城隍的官方祭文中希望城隍爷对作奸犯科之人，施以这样的惩罚“必遭阴谴，使举家并遭瘟疫”。除了城隍爷之外，也有别的地方性保护神会降下瘟疫，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曾描写过新息侯“伏波祠广东、广西处处有之，而新息侯尤威灵。其庙在交趾者制狭小，交趾绝神之。交趾人每惧汉人诉其过恶于侯而得疾病，于是设二人守庙，不使汉人入”。伏波将军马援作为一方保护神通过降下瘟疫给交趾人的方式保护两广百姓免受外族之害，可能更多的是寄托了人们对这位南征交趾北击乌桓的国士的怀念。
而专门司职瘟疫的神明，主要是民间信仰的五瘟神，通常是指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仁贵、总管中瘟史文业这五位。清代徐昆国在《遯斋偶笔》中记录了这样一则亲身经历“康熙某年夏，与从父赴宜兴某村催佃人租，未至，闻某地多疫，乃问兆于张王庙，吉，遂往……至则其村数家悉卧病，会薄暮，宿其家，不敢近病人，即撤其大门，卧门首，心怯不成寐。夜三鼓，忽见舆从执烛远自田间来者，新疑甚，及至场停舆，乃绿衣纱帽人也，出坐于右手。知其神，甚惊惧。顷又有如前者，坐左手，则绛衣纱帽焉。顷之远闻呵殿声，舆从益盛，未至场，见前两神下座趋迓，至则冕旒龙衮，南面坐曰“某等当起解？”绿衣者起立对曰“无，解役”冕旒者曰“有徐某在，从父。”闻之毛发倒竖。绛衣者起立请曰“看祠山老人分上。”遂寂然。盖以曾问卜于张王，故得免也。鸡鸣即行而访之，阖村皆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定瘟疫的瘟神，比如中国民间的天花娘娘（印度也有类似的天花女神，即摩喱女神或湿陀罗女神），在北方地区，小儿出花，会在室内设立娘娘神位，虔诚供奉，直至十三天毒尽结痂，最后还要焚化轿马送神。传说清代同治帝出痘时，也敬祀痘神，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十一月初一日始定为天花，群臣因易花衣，并以红绢悬于当胸，奏折用黄面红星，又各递如意以贺天花之喜……未几以痘痂将结，遂先加恩医官……又于大清门外结噬，焚烧采帛车马，名日送圣。”
在古希腊早期，阿耳忒弥斯和阿波罗能放出瘟疫。但阿波罗同时也是医神 。
随着时间推移，阿波罗这种瘟疫故事越来越少，而他的医神特征越来越显著。
瘟疫在古希腊称为Nosoi，在《工作与时日》里可能也被拟人化。
从罐子里放出的各种灾祸精灵里，有疾病的拟人化。
《神谱》提到的刻瑞斯女神们，是一群掌管暴死的女神，代表各种暴力痛苦的死亡。因瘟疫而死的病人也和她们有关。
哈迪斯也和瘟疫有关。在博奥提亚地区，哈迪斯和珀耳塞福涅的瘟疫致使当地许多人死亡。
要给冥界的神献上两名少女，才能阻止这场瘟疫。
已经有答主谈到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的瘟神，这种场合怎么能少了古埃及的瘟神——塞克美特（Sekhmet）！塞赫迈特
在神明崇拜盛行的古埃及社会，人们倾向于把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视为神明操纵的结果。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和昼夜交替是拉神的操纵，天地由地神盖伯（Geb）和天神努特（Nut）支撑。同样地，疾病也由神明一手掌控，其中的瘟疫是由邪恶的神、恶魔和风引起的，塞赫迈特女神就是这些恶神的代表。在古埃及人看来，这位女神既能带来瘟疫，又能防控瘟疫。他们认为塞赫迈特是瘟疫的化身，阻止瘟疫的蔓延就在她一念之间，她在防控瘟疫时也无需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换言之，人们借用她的威名就可以达到遏制并治疗瘟疫扩散的目的。
有疑问，@我 @见血封喉
最近刚好在研究《白泽图》，就顺道补一下中国的吧。《白泽图》一书中记载了两种与与瘟疫有关的鬼怪，他们是野仲和游光[1]。野仲、游光最早可见于东汉时期张衡的《东京赋》[2]，张衡在描绘傩的过程中，认为疫鬼叫赤疫[3]，后面讲了众多鬼神名，其中就有野仲、游光，三国孙吴的薛综在作注的时候，并没有注为疫鬼，而注为恶鬼，说明除赤疫外的鬼名，其他的鬼神名似乎都与瘟疫无关，所以张衡所用野仲、游光可能并不含有瘟疫属性。而古代书籍传写不同，今天甚至都没有办法保证这些鬼名的准确性，[4]所以这里理解为各类鬼怪比较恰当。后来王延寿、马融作赋时也提到游光，诗无达诂，和东京赋一样，很难从辞赋的行文中确定游光的属性。王逸（王延寿的爹，注楚辞的那个）《正论》[5]，和后来三国曹魏的张揖《广雅》[6]倒是不约而同的赋予了游光火的属性，说明这时期学界或者说文化界，并没有把游光和瘟疫联系起来，至少按照目前的史料是无法将二者作直接联系的。
当然如果他俩和瘟疫没关系，那这不跑题了么？汉末应劭作《风俗通》，注重记录民间故事，他记载的野仲、游光[7]，比起文化界书籍的记述，大概更贴近民间信仰，在这里野仲、游光和瘟疫产生了联系。可能同时，也可能晚一点[8]的出土于北京的厌胜玉币，上面也刻有野仲、游光[9]，认为这俩是疾疫鬼名。所以我们看得出这个时期，大约民间是比较普遍认为野仲、游光是与瘟疫有关的厉鬼的。比较幸运的敦煌残卷《白泽精怪图》中绘制有野仲、游光的形象，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俩鬼怪的形象。
哦，敦煌有一种叫发病书的书籍，其中也绘制、记录了各种与疾病有关的鬼神，但和瘟疫不一定有关系，这里就不提了。
顺道补充一些，可能有人说题主问的是“瘟疫的神”，你这不回答瘟疫鬼怪了？我想说早期中国鬼、神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多数情况是混言的。